资本下乡，唤起的是乡愁还是乡仇？

本文为第14期《境鉴》杂志“会客厅”栏目就资本下乡的成败进行的讨论，参与者为乡村振兴实践专家孙君、投资管理专业机构翁余晖、农村村委代表胡静、资本代表张健。

孙君@绿十字：

面对市场，农村与企业有本质区别，农民与市民也存在巨大差别。城市的特征是竞争、利益最大化；农村则不是，农民没有竞争概念，他们远离市场，以“小富既安，安居乐业”的生活为主。几千年以来，中国的国情就是大国小农，田人合一，家祠同在，孝道善源，家国天下，固农安邦。这是农性，也是农理，是千年农道。远离竞争、回避市场率是农业文明的重要特征。

企业资本进入乡村，带有城市强烈的短期竞争行为，想以管理工厂与工人的制度和法规来管理农民，这些与乡村生产生活的自治模式可谓南辕北辙，企业自然必败无疑。在农村的熟人社会，道德伦理被视为极为重要的范式。我们看，农村的寿命与企业的寿命，便可知，农耕文化的积淀历史远超过工业文明，以城市的思维思考农村的发展和管理是最根本的错误。

张健@乡悦：

乡悦管理的浙江省古村落保护利用基金，对筛选过的村落进行整村和点状改造。可预见的问题主要有土地流转和合作方式、保护与开发和文化冲突。

翁余晖@漫村投资：

农村开发的主导权在乡/镇政府，政府做乡村建设更关注民生，希望通过开发和建设给村民提供更好更便利的居住和生活环境。政府惧怕外来资本的一锤子买卖，对乡村没有起到带动作用甚至会带来反作用，政府需要承担风险，为一切后果买单，因此政府对外来资本也常持有观望态度。

另一方面， 政策引导下， 农村土地开始释放，但如何保证投资的安全，我们有着切身的体会。都市的投资生态、土地交易体系都十分成熟，有充分的保障。在农村里却是极为不稳定的状态；从盈利角度来看，资本期望短平快，希望3-5年内能实现收益，乡村看似是“金矿”，但因为产权不明确，企业又不敢开采，也会持观望态度。

孙君@绿十字：

1999年我自己出资在北京做了个“地球村”项目，那个典型的“城里人带着钱下乡”的做法最后以失败告终，那一次失败让我清楚的意识到：农村的建设必须让村两委——农民信赖的人带领他们一起做主，我这样的第三方最多只是村长助理的角色。

通过大量参与农村与资本合作的经验，我认为农村农民受伤的情况占比更高，因为农村、农业发展慢、周期长，而资本以逐利的目标，特性短平快，且希望改变农民的本性。

以郝堂村为例，它是100%的原住民，我们不允许做旅游规划，因为那是为外人服务的思维，但是乡村建设是应该以本地人为先，让农民安居乐业之后才能发展旅游。当时规定了在最初的一年半内，不允许出售土地，不需要招商引资，是希望村两委成长起来，培养与外来资本拥有平等关系的能力。

不过中国很大，村与村之间的差距也大，追求多元化发展是正常的，会有一定比例的农村将尝试市场化，但是过度市场化并不利于农村发展.

胡静@郝堂村：

郝堂村经历过外来资本进驻，但是多数都以失败告终。以民宿为例，曾经有一起300万的投资，做了所谓高大上的民宿，定价在每晚500-600元，但生意却一直不好；村民自己做的与客人同食同居的民宿，让城里人真正体验到了乡村趣味，生意就特别的好。为此，我们制定了民宿的消费标准：标准间每晚120元，没有特别原因，不涨价，不掉价。这样回避外来资本的根本原因是：同样是打工挣钱，我希望让老百姓富起来，自己当老板。如果盈利与民生无法平衡，便无法培养村民的信任。

孙君@绿十字：

我参与过很多乡村振兴项目，当地政府、合作企业在接受“孙九条”的前提下，我一般按照三个定位原则进行合作：首先，坚持“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”。“农村不像农村”是中国农村建设的一个特点，我会避免过度设计、过渡国际化，以避免造成农民无法耕作的后果。三瓜公社在农村原有的基础上增加功能性和舒适性——在几千年来原始状态的农耕生活前提下，通过电商发展经济。未来农村是传统+城市服务，三瓜公社并没有大而华丽的接待中心，但甲骨文、阿里巴巴、京东都入驻了小坯房，最后，让100%的年轻人回村生活发展，还吸引了300名城市人来工作，2017年的旅游人次达600万。

其次，乡村是中国未来的奢侈品。三瓜公社目前已经成为乡村奢侈品的代名词，是因为这里的一切，包括饮食、住宿、娱乐都与城市有着巨大反差，这也正是在城市里花钱也买不到的体验和精神文明。

最后，还权于村两委，让农民安居乐业。农民生活安稳富足了之后，才可能真正投入去做旅游开发。人才的培养是乡村发展的瓶颈，然而只有农盲才会认为“农民需要岗位、就业”，在种田之外（种田只占到16-20%），还有建房、打铁、酿酒、制酱油、裁缝、做鞋等等职业。农耕文明的本质就是一、二、三产的融合。

胡静@郝堂村：

采用“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”的合作形式是郝堂村发展的经济基础。它的构成是：由区委区政府拨款10万，郝堂村村两委拨款2万，村内七个成功人士出资14万，李昌平科研经费5万，共30余万，供村里年轻人贷款创业，利息收入给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养老金。养老金的发放金额从一开始的300元，到570、720、800到后来4000元，这一机制凝聚了人心，让村民看到了希望而更加团结。 

张健@乡悦：

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当地村民，对国有企业不排斥，都希望与国有企业合作，小资本可以起到“画龙点晴”的作用，但只有国有企业才能长久的支持，避免农民所想的“外来者就知道挖走最好的一块肉”的心理防备，这与国企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有直接关系。

国企下乡，不是单打独斗，会做未来20-30年的计划，会带入产业，例如，乡悦成员企业之一浙旅集团，拥有九大功能板块：旅游产业研究板块、旅游交通板块、酒店投资管理板块、旅行服务板块、医疗健康板块、旅游目的地投资运营板块、旅游小镇投资建设板块、旅游金融板块和旅游文化会展板块，都可以对乡村建设有助益。我们与村集体建立合作社，强制要求村干部或村民参与，做到利益捆绑。村干部和我们集团的员工，在双方企业互相挂职，村里的大学生毕业可以到集团实习，将来未必能留职，但是可以通过这些互动的方式建立信任。

张健@乡悦：

作为全国首个专注于古村落保护的基金，我们只投资浙江境内历史人文积淀深厚、具备吸引人流的村落，大部分村落都通公路，长三角便利的3小时交通圈，覆盖的是千万级的强消费人群，而我们国企全产业链的优势也可以很好的发挥。

农民想像城市人一样生活，但是很多村落的保护度很差，乡村的保护与建设的工作浙江省早已开展，但乡村保护主要是靠政府拨款的形式，难以监管且不具备偿还能力。以基金的形式，则是可以考核的。从基金的名称“浙江省古村落保护利用基金”可以看出，是“利用”，不是开发，并且是在在保护的基础上利用。

形式有二，首先是直接投入乡村，又分为整村改造和点状建设；其次是扶持有情怀的乡村企业，力图起到示范作用，以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和企业参与。

翁余晖@漫村投资：

漫村投资是以规划-建设-运营的模式参与到乡村建设，我们具有酒店运营的背景，因此十分看重后期运营，尽管市场上很多规划设计、工程公司参与到乡村的开发，但都少有运营经验，而做农村开发建设，最终是以市场导向做产品。而漫村的乡村运营，现在已经做到像酒店管理品牌一样有自己的产品体系标准，例如游客接待中心、青创中心、民宿，和运营标准体系，例如人员配置、选址和培训等；而解决美丽乡村的问题是解决美丽经济，即使进入农村的道路修得再漂亮，但村庄里面却脏乱，也不能解决实质问题，最终还是要靠运营，通过脚踏实地的运营让所有的建设对村民的生活有实际意义。

孙君@绿十字：

企业可以盈利，资本可以下乡，农业也可以市场化。关键是要了解农业、农村、农民，不忘初心，尊重传承农耕文明，向农民学习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。农业也同样吸取城市的市场与运营优势，不排斥资本，让科技引领农业，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。

张健@乡悦：

在土地流转问题上，我们不会一对一和农民沟通，而是统一和乡政府、村集体签合同；对于保护与开发，肩负国企的社会属性，更倾向于保护，因此必须尊重村民的意见，从他们的立场出发；文化冲突一定存在，这个就只能因地制宜，根据个案来协商解决。我们投资的首个小规模非主流产品原舍树蛙精品民宿，已经初现成效，之前项目边居住的卖豆腐干的老太太，一直卖不起价，现在原舍树蛙吸引很多年轻人来游玩留宿，每日可有2000元的收入。我们签下的武义，乡悦占股51%，武义占股49%，收益分成，乡悦更注重整村开发，以树立示范作用。

翁余晖@漫村投资：

以漫村文旅的实操案例杭州余杭区中桥村为例，2011年进入进行开发与运营，从一个普通的村庄打造成国家AAA景区、“美丽乡村”示范点，政府没有资金，由漫村文旅做基础设施建设。关于公共设施建设费用如何产生的问题，经历过一些教训：当时，很多企业老板进入村子做开发建设，为了不得罪政府，会答应很多条件或不注意执行细节，项目落地的时候常会就很多细节，如亭子、庭院的建设该由谁负责等问题发生纠纷。

我们的解决方法是签署权责清晰的书面协议，并落实成具体的建设清单。另外，政策的调整导致业态的变化。中桥村最初是定位在现代农业园区，有可获得补贴的政策支持，项目周期1年半到2年，但在项目落地过程中，政策改为支持“智慧农业”，之前提交的规划、申请标准都要调整，而之前申请的补贴也不再适用。中桥村最初主打生态、亲子，后来政府看到近些年主题乐园很火爆，就要改做主题乐园，这也引起很多纠纷。

乡政府领导换届所造成的政策改变，会引起各种“后遗症”，要重新汇报未来发展计划、配套设施规划设计、理念磨合。我们的解决方法是，在项目公司中让政府占股15-20%，没有补贴，漫村做主导，但是最后发现，无论如何是绕不开政府，因为在村里太多开发与基础设施相关；

另外，与乡政府下旅投公司合作，其国有企业的背景有信誉保障也有一定商业运作的理念；最后，我们保证“四不变”：原有村落格局、生活方式、用地性质和产权关系不变，在经营一年流量达到一定标准、村民收入增长达到一定比例后，要求政府配旅游用地，比如酒店等。与村民的合作也有不少问题，我们通过村集体收土地，20年一签做整村开发。

村民因为缺钱，会要提前支付租金，若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解决，会出现民宿主不让人参观的情况，或在产业、业态起来后，要求涨房租的情况。我们会基本保证每年按10%的标准增长房租，在此基础上再每年收购一些农民自己的农特产品，以示酬谢。

胡静@郝堂村：

郝堂村三阶段2011-2013年，2014-2016年和2017-2019年，到第三阶段外界有评价说在退步。我同意这一评价，原因是两委“战斗力”削弱，不想管事，不敢得罪人；领导换届，政策变动，打击了村里发展的积极性。现在看到很多村子比当年的郝堂村做得好，政府关注、推动力度大，过去我们的两委还比较保守，现在村干部都在外出考察学习， 眼界开阔得多，理念也更新，现在的乡村建设发展的比以前开展的快。

孙君：北京绿十字创始人、总顾问

翁余晖：杭州漫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

胡静：原河南信阳郝堂村村支书

张健：浙江乡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